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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之声

在喧嚣中平静,在平静中聆听万物的声音

 
 
 

日志

 
 

我的三八节  

2010-03-12 11:46: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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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八节是没有休息的节日。之前接《日报》琪的电话,要一篇关于女性的稿子。其时我正设计晚餐,而我知道晚餐之后我要做儿子的“陪练”,“陪练”之后我有接下来两天八节的课要准备。老公自告奋勇,说帮我改一篇“女作家系列”的稿子。我交给他林徽因——同时有些担心:一万三千字会被他怎么样地变成两千字呢?

三八节那天一上午的课。回家看到老公的“作品”——被他修改得如此贴合那天的节日,是我没有想到的,录在这里,用以祝福普天之下所有的女人——在这个单纯属于女人的节日里。虽然这祝福有些迟。

 

 

国难中的林徽因

我的三八节 - 风中散发 - 寂静之声

在女性解放的百年历史长河中,如果说,有一个人以她充实的个体,以她真实可触的鲜活,完美而完整地呈现一种别样的女性生存,那么这个人就是林徽因。我在这里不想谈她的感情生活,她的诗歌文章,她的建筑才华,只想追溯一段她在国难中的心路历程。

一个女人,一个身体孱弱的女人在战争时期所体现出的对于祖国的忧患和爱恋,倔强与决绝,——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来自一个个体生命的力量与辉煌呢?

1937年7月,仍然沉浸在佛光寺的发现中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从报纸上看到了日军攻击北平郊区的消息,早有预感的战终于争开始了。两人迅速转道回到北平。刚到北平的林徽因曾给在沈阳度假的八岁女儿梁再冰写了一封信,其中的有些语句足以让我们感觉出此时此刻林徽因的心情:

“……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林徽因从来都没有犹疑过——国家的存亡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捍卫国家尊严(也是捍卫个人的自尊)是她的首要选择。她身上的那种快意淋漓的气质在这样的时刻具有了一种力量,也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她拖着疲弱的身体一路迁移。

旅程的艰辛真是难以想象,由于一路的颠簸之苦,本来体质虚弱的林徽因患上腹泻,非常痛苦,还有乱离生活所必须的繁琐的日常应付。出身贵族的林徽因在非常时期开始显现出她坚韧而乐观的承受力。

在长沙,一次空袭时,林徽因的住宅几乎被一颗炸弹命中,生存本能使得她和梁思成一人抓起一个孩子想要逃离,巨大的气浪把林徽因和儿子抛到空中又落下来,连林徽因自己都奇怪居然没有受伤,全家终于脱离了危险。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她说:“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还许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我们这种人太无用了,也许会死会消灭,可是总有别的法子。我们中国国家进步了弄得好一点,争出一种新的局面,不再是低着头地被压迫着,我们根据事实有时很难乐观,但是往大处看,抓紧信心,我相信我们大家根本还是乐观的,你说对不对?”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感觉出,支撑林徽因不懈地拖着一家老小、疲弱之躯不停地迁移的,正是来自必胜的信念。在那样一个时刻,我觉得这是一个柔弱的知识女性所能表达自己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信念的最好方式。

长沙不能呆下去了,他们起程前往昆明,预计十天的旅程走了将近两个月,其间林徽因已经得了一次严重的支气管炎引起的肺炎。抛锚的破车,拥挤的人群,肮脏的旅馆,病痛的身体,沉重的负累,一切的一切,林徽因都承受并支撑下来,她的内心升腾着一个巨大的信念,这信念使她在艰辛的旅程中仍是用满含爱恋的目光抚摸着自己国家的每一处景色:“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和发白的茅草,飘动着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国小城”,因为爱恋,林徽因对这些风景欣赏不已,但同时也是因为爱恋,此时此刻,这样的风景“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昆明。在这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林徽因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但1939敌机的轰炸再次使他们不得不搬至郊区,后又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资匮乏且相当昂贵。林徽因肺病复发,难以买到医治的药品,日常的家庭开支也变得艰难,有时甚至需要朋友的接济,她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物质上的窘迫、朋友的分隔让一向追求精神愉悦的林徽因不得不直面这些生存的现实——李庄的五年应该是林徽因生命中最暗淡的五年。但就是在这样繁琐沉重的负荷中,林徽因凭借她特有的气度与精神支撑着,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日本投降,林徽因以她个人的方式作了一些小小的庆祝:她“坐轿子晃呀晃到茶铺去”喝茶,旁边陪伴的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费慰梅。这是五年以来她第一次上街,也应该是五年以来她内心深处最放松的一刻。

我无法不再次提到林徽因的那种毅然决然所具有的感召力——她在战争期间其实做好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那是一种没有任何缓和余地的、不由分说的选择。梁从诫曾经写到了这样一段回忆:“1946年,抗战已经胜利,有一次我同母亲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匀,直逼重庆的危局,我曾问母亲,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到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她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我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了?’病中的母亲深情地握着我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这个回答,我的眼泪禁夺眶而出。这不仅是因为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确是被母亲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凛然之气震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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