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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之声

在喧嚣中平静,在平静中聆听万物的声音

 
 
 

日志

 
 

凌叔华:绽放的奇葩

2006-11-01 18:52:12|  分类: 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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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自己的博客显得丰满一些,所以就贴一部分日常的文学论评,呵呵,有点投机取巧的味道。

待放

凌叔华在她有限的小说写作中塑造了一些“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而她自己就是一个真正出身于“高门巨族”的女性作家。她的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官至直隶布政史,授一品顶戴。精于辞章,酷爱绘画。母亲在广州四大家族之一的潘家做养女,虽不是亲生,但因为潘家少奶奶没有子嗣,所以她所享受的温情不亚于潘家亲生的孩子。凌叔华的母亲遭遇她的父亲的时候只有十六岁,如花的年纪加上清秀可人的相貌使得到潘家做客的凌福彭爱上了这个女孩,回家之后他就让人下了聘书。

花季的女孩以为这是一次浪漫的爱情。当她在家里见到仪表堂堂的直隶布政史时,她内心的情愫已如鲜花慢慢绽放。却不料嫁过去才知道事实远不如想象的诗意温情:她只是凌福彭众多女人中的一个,在她之前凌已有三个太太,在她之后又来了两位。

1900325,凌叔华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姐姐,在整个家庭里的排行是第十(所以家人都称她“小十”)。后来凌叔华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孩。从此再也不肯生育——她相信了一个算命先生的话:命中无子。在如此庞大的封建世家里,这样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被讥笑与被嘲弄。

在这样的环境中,凌叔华一天天长大。在众姐妹中,她不起眼,安静,与世无争,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小猫”,悄无声息。外出的时候,妈妈总说:一只小麻雀飞走了①。这样一个女孩,就像庭院角落里的一朵美丽的花,幽静地成长,含苞待放,但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百忙之中的父亲。

但一次偶然的遭遇改变了凌叔华的命运。

姐姐们都上学之后,凌叔华就潜到后花园里看风景,有时顺手拿起地上的一根炭棍,在雪白的墙上画画:画山水,画动物。没有人注意这个孤寂的女孩,也没有人驻足欣赏她画在墙上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站在她的背后看了很久。然后他对女孩说:“我去跟你爸说,不让你学画太可惜了。”这个人就是凌福彭的好友,画家王竹林。

就这样,六岁的凌叔华从众多姐妹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父亲的目光。父亲是一个温和的父亲,审案,对待孩子,都是友善而平和的。在有限的空闲里,这位父亲总是尽可能地让秘书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聊聊他们的日常生活及读书学习。但似乎一直没有特别的天赋或资质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体现出来。

现在,这个“小十”,这个娴静的女孩的绘画天才让凌福彭定然感到了某种安慰:自己外祖父的特长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得到了延续,他很快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专辟画室,备好用具,让年幼的女孩开始学画。

凌叔华先是师从王竹林,后来王竹林离开后父亲又为她请了宫迁画师缪素筠。曾为慈禧的专职画师的缪素筠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凌福彭曾经一度担心她的骄傲会使凌叔华的学画受到影响,但正如王竹林所预想的,无论如何,凌叔华会因此而接触许多收藏于宫庭的名师名作。凌叔华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大师的熏染。

童年的时光就这样平稳和富足地流逝着,除了偶尔渗进来的一些阴霾。

父亲的五个太太之间的纷争仍然是年幼的凌叔华生活中小小的挫折,尤其是只有四个女儿的母亲,更是遭到有儿子的三妈和六妈的挖苦。从她们的闲聊中,从妈妈的叹息声中,小小年纪的凌叔华就发誓一定要出人投地,要让自己的妈妈引以为豪。这些争执和琐碎常常以恶梦的方式袭击凌叔华,但并没有对她构成什么压抑。在一个年幼且家庭条件比较富足的孩子的心灵中,这样的恶梦转瞬即逝,梦醒了,浅浅的金色的阳光射进屋里,又暖和又舒适的被窝让凌叔华很快忘却了梦里和现实的不快。

“缩在角落里的小猫”最终成为父亲眼中小才女,这让凌叔华一度几乎获得了与大哥同样的地位——来了客人,有资格与父亲一起作陪的就是大哥和凌叔华②。后来,父亲又为她请了自己的好友、当时北京的名人、国学大师辜鸿铭作她的英文、兼古典诗词的老师。

所有这些为凌叔华的学习创造了别人所无可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1921年,她考入了燕京大学预科班;第二年进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1925年短篇《酒后》(《现代评论》一卷五期)的发表确立了凌叔华在文坛上的独特意味;1926年毕业于燕大的凌叔华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金钥匙奖,后来就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审查书画专门委员会,从事书画研究。这样一来,凌叔华几乎成为一个兼具绘画和写作双重特长的女性,她的努力与才华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带给她的母亲以一些安慰。

 

盛开

凌叔华的确就像一株植物,生长于丰沛而充足的土壤和光照条件之下,有一天,这样一株植物终会绽放出绚丽而灿烂的花朵。

我仍然想再次强调我对这些女作家进行观照时所采用的“生命”视角。“生命”——无论富足还是贫瘠——它是从个体出发延伸出的人生体验和人性呈现。“写作”因此只是凌叔华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小的一部分,凌叔华生命的奇丽绽放除了表现为独特的写作和功底深厚的绘画外,更表现为她的爱情遭遇。

1924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当时北京的许多文化名流都列属于欢迎和陪同的梯队,比如梁启超和儿子梁思成,林长民和女儿林徽因,诗人徐志摩,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陈西滢,燕京大学女子学院的才女凌叔华等等,在56的茶话会上,凌、陈第一次相见。之后,凌叔华主动写信给陈西滢,讨论有关文学艺术的问题。同样起因于泰戈尔的另外一次聚会继续加深着两人的相识与相知:陈师曾、齐白石组织的北京画会邀请泰戈尔及随行印度画家兰达·波士参加活动,但又苦于没有合适的地点开会。于是陈师曾建议到凌叔华家的大客厅开会,闻知消息的徐志摩和陈西滢也要参加——如此众多的艺术界大人物,怎么招待便成了问题:

“好在那天招待会听了母亲的提议,只是吃茶,不吃饭。那天由母亲提议早一日去定下百枚新鲜玫瑰老饼和百枚新鲜紫藤罗花饼,另外用家中小磨磨出的杏仁茶,这应节的茶点很投合诗人画家的趣味。(20年后,画家波士给我来信,还巴巴的提起那天吃的茶点!)”③

在接触关于凌叔华的文字之前,我一直无法对世纪之初的贵族生活作细节的想象,尤其是像凌叔华这样一个生于仕宦与书画世家女孩子。这篇本来是记述郁达夫的文字却让我从一个侧面恍然领悟——在当下这个充满暴发户和浮躁心灵的时代,真正的“贵族”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的奢侈充其量只是一种没有底蕴的豪华而已,所以我们的电视剧再也无法重现那个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因为他们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贵族。那么也就可以理解诸如《人间四月天》为什么只会给我们展示一些亮丽而轻盈的外壳。且不说“新鲜玫瑰老饼”、“新鲜紫藤罗花饼”和自制的“杏仁茶”这饱含传统工艺和天然原料的茶点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可以炮制出它们的“现代版”,我们也不会拥有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这种角度,以及,吃饼喝茶的心境和心灵。

就这样,一个是年轻博学的才子,一个出身名门的才女,在共同的爱好和相通的思想交流中走到一起真是势所必然。

1927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同年夏,陈西滢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驻外撰述员的身份到日本旅行,凌叔华随同前往;1929年回国后的陈西滢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凌叔华跟随到了武汉,他们的家就安在风景怡人的洛迦山上。在武汉,凌叔华写作之外还担任了《武汉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她的多才、她的优雅与美貌一度使她在武汉大学的校院里赢得了“洛迦山美人”的称号。

虽然凌叔华在她文字中绝少提到陈西滢以及有关两个人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但可以想象,这样两个从出身到学识、修养都相象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婚后的一段时间内定然过着一种充实而幸福的生活:他们一同游历名胜风景,一同创作文字,一同结交名士,一同品评艺术,在偶尔出现的文字中,凌叔华的心境不言自明——那是一种平静、从容、闲适且不乏浪漫与温馨的生活④。

但是在1935年,因为一个人的介入,这种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这个人就是英国年轻的诗人朱利安·贝尔。朱利安是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画家凡尼莎·贝尔的长子。出身于这样一个文化贵族家庭的朱利安从小耳濡目染,对艺术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热爱,二十岁出头的年纪里就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出于对“红色中国”的浓厚兴趣,朱利安于1935年来到了中国武汉,以外聘教师的身份进入武汉大学文学院,也因此结识了院长夫人凌叔华。

这段异国之恋一直不为人所知。它被很好地封藏起来是因为本身这件事的知情者就极其稀少;其次,从道德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必然地认定这是一种“不伦”和令人不齿的事情。但事情往往又在细节上呈现出它的悖论:越是讳莫如深,越是激发人们探究的兴趣,以至于这场恋情尽管被人为地封锁,但还是会有些蛛丝马迹一点点从缝隙中无可控制地泄露出来:在文艺圈的少数人中,一直有着关于凌叔华与一个英国年轻诗人的恋爱故事,只是大家都一知半解而已。

这段爱情最终大白于天下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一部长篇小说《K》使得当年几近被淹没的故事再次沸沸扬扬。旅英作家虹影的这部长篇先是在台湾出版,后由《作家》杂志在200012月份上全文发表。小说描写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夫人“林”和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之间热烈而又缠绵的爱情故事。在小说发表之后,陈西滢与凌叔华的女儿陈小滢即以“污蔑”、“诽谤”的罪名将虹影告上了法庭,她认为,《K》的主人公林和程显然指涉的是其父母,更令人不堪的是“程”被描述成一个“性无能”者,而“林”则是一个“白虎星”,朱利安的出现使林压抑的激情得以完全的释放——陈小滢认为这种“淫秽”的描写不仅伤害了死者及亲属的名誉,且会对读者造成不良的影响,应该禁止出版。

200212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虹影的小说《K》禁止以任何形式在内地复制、出版、发行,并赔偿原告陈小滢精神损失等费用近20万元,及在全国报纸上向原告道歉等。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最终的结局让许多人介入进来,讨论文学艺术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虚构”和“自由”问题。双方各执一词:支持陈小滢的认为虹影的“低俗”写作的确是对已逝作家凌叔华的不敬且大大伤害了她的亲属的感情;而偏向虹影的则以为作家有虚构和创作的自由,“死者”家属无权过问;书中的描写并非有意歪曲凌与陈的形象,恰恰相反,它提供了一个女作家真实生动的爱与欲。

我不想翻出旧案再论是非。但虹影后来否认《K》中的林和程就是凌叔华和陈西滢显然是牵强的,除了因为她在小说出版的过程中一再强调的事实根据(三十年代新月派女作家和她的丈夫)外,仅就小说本身而言,任何一个稍有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会非常容易地看出“林”和“程”现实原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洛迦山美人”,甚至他们的姓氏发音也只是一种细小的更改,更不要说小说中林的出身与凌叔华如出一辙了。

依据事实进行小说的“虚构”显然也要讲究游戏规则,否则写出的应该叫“报告文学”。

但所有这一切又都不足以将虹影指认为一个低级庸俗的作家,也不能因此证明她是在歪曲丑化凌叔华的婚姻和爱情,这可能就是导致虹影直到最终判决下达后一直无奈和悲愤的原因。她的确是无辜的——她非但没有将“林”贬低和庸俗的念头,相反,还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和观点将她塑造成一个个性解放、自由独立的时代女子。

小说中的“林”贵族、优雅、美貌又不失中国传统女性的矜持,而朱利安则带有西方式热情、叛逆、无所顾忌,在最初的诱引中,朱利安不过是把林作为他众多情人中普通的一个(第十三个,代号K)——在这样一个神秘的东方的国度,在日常的寂寞之中制造一场两性愉悦的故事有什么不好呢?但在进入角色之后,朱利安发现他已经无法像摆脱以往的情人那样潇洒地摆脱林了,林的娴静外表之下的炽烈爱情让他入迷,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却又没有义无反顾、带林逃亡的勇气——他是为革命而去的,不想因为爱情陷入纠缠不清的麻烦,在事情败露后只有一走了之。

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丝毫不能证明现实中的凌叔华和朱利安的爱情姿态(它其实已经变成虹影爱情观念的某种书写,只不过假借了凌叔华的故事外壳),但是,这个虚构的小说却成为一种推动力,让我们直面多年以前被遮蔽的真实;同时,它又成为一种参照,帮我们推究凌叔华和朱利安爱情生发的来龙去脉。

在虹影的小说发表之后,尽管有各种纷争,但没有人完全否认凌、朱之恋的真实性,凌叔华的研究者、《古韵》的中文本译者傅光明先生也说:现代才女凌叔华红杏出墙30年代与到武汉大学教书的朱利安有婚外情,确实是“实”。可在这场纷争中没有人探究凌叔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婚外情,又为什么最后终止了与朱利安的交往,小说除了在细节上人为的虚构外,又在哪些层面上违备着凌叔华的爱情真实?当然,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本,似乎不需要对它作科学层面的考证,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对比与分析中,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凌叔华内心与情感,并且尽可能地接近凌叔华心灵世界的真实。

就像我在前面曾经触及的,凌叔华和陈西滢的结合并非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应该说是完全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的婚姻应该是一场有爱的婚姻。但是作为两个出生在中国传统家庭的年轻人,在进入婚姻之后他们又必然地向传统家庭模式倾斜(或者说,他们本人身上的传统伦常在婚姻中更多地体现出来)。苏雪林有一篇专门描写陈西滢的文章《陈西滢教授逸事》,其中就提到这个事实:“他虽是个自少留学西洋的人,脑子里中国伦常礼教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笃于友人,在这个新时代问题复杂的家庭,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⑥。

凌叔华也一样。就我所接触的资料而言,凌叔华本人是一个温婉又不失倔强个性的女性,在她的身上完全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她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使她摒弃了传统女性那种逆来顺受、被动无言的特点,但她所根植的文化和她的出身又使她不自觉地遵从着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一个简单的证明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几十年里,她几乎都是以中式旗袍的装束出现在相对正式的场合——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她的照片全部如此,无一例外),她的女儿陈小滢这样描述她:“作为她的女儿,老实说,我对她并不太了解。她是一位文学和艺术修养颇深的人,却不是一个普通的‘相夫教子’的女人。我觉得她更该是一位提倡妇女解放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她自己的事和思维很少和别人说,尤其我是她的孩子,当然许多事她更不会和我说了。她始终是一个高雅的人,兴趣和行动都是高雅的,和她的文章以及‘文人画’一样。”⑦

性格如此内敛的凌叔华在进入婚后的角色后不可能完全个性用事,她身上的传统精神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克制着自由个性的伸展,而以大家庭内部的礼节要求自己。凌叔华婚后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写作、绘画,但总起来说,与此有关的外在交际事务已大大减少。这种变化使得凌叔华的内心深处不可能不产生失落感,尽管她极少用自传的方式写小说,但《绮霞》却的的确确泄露了她的一些无奈——那个一直倡导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绮霞在结婚后自觉地收起了小提琴,收敛着她对音乐的热爱,不是丈夫阻挠,而是婆婆不喜欢。

绮霞最后还是走出了家门,成功地延续了自己的音乐热情。凌叔华却没有,她可能比绮霞要幸运些——无论如何,她一直有绘画和文字问世。但是,她的感情却在一段时期冲出了家庭的拘泥,获得过自由的释放。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分析凌叔华和陈西滢婚后的情感状态就是为了探究凌、朱之恋发生的原因。按照上面所述,凌、陈是有感情基础的,而这种中西结合的思想左右下,爱情的状态应该是一种平静、温和、安闲的爱情——既有西式的相互尊重与理解,也有中式的道德要求与秩序强调。但显然,这种感情在进入婚姻近十年后已经被我所描述的那种平静、平稳、安闲冲刷得没有太多的活力了。假如没有1935年朱利安·贝尔的出现,我想凌叔华会像任何一个中国女性一样,维持着在外人看来极其和谐的关系,直到终老。但朱利安改变了这一切,他把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和情感带进了凌叔华的生命:他的主动、他的热情、他的才华,甚至他不负责任且至于泛滥的女性交往,都给了凌叔华一种冲击和震撼,而这种冲击使得我们所习惯的那种“相敬如宾”式的家庭关系变得极其苍白。

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朱利安激发了凌叔华个体生命中被压抑的一部分灵性,使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自由绽放——但其实这绽放也还是被压抑着,因为凌叔华的“传统”又使她深知,在那个仍旧保守而传统的中国,这样的恋情绝对不能为人所知。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虹影的《K》至少在这一点上不合乎现实的逻辑:也许不是朱利安最后逃之夭夭,而是凌叔华止住了自己的脚步——她在情感的坠入中感到了虚无,她的理性和内敛再次占据的上风——每个人还是各回其途的好。

我非常遗憾地发现我仍然只能用揣测的方式描述凌、朱之恋——这似乎不是研究的姿态,而带有臆测的嫌疑。但也只能如此,因为能够让我们接近历史真实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我想强调的是我的立场:我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想在此津津乐道一个好玩的婚外恋故事,是凌叔华生命本身呈现出的丰富而绮丽的景象吸引了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能理解虹影写作小说的初衷。

1925——1935年,凌叔华的生命无疑在这十年里放射出最绚烂的光彩,她的文字使她成为“新月派”最出色的女作家,她的绘画被认为是继承了古代的文人画传统,得到许多绘画大师的好评,譬如齐白石,她的爱情(无论与陈西滢还是朱利安·贝尔)使她品味到一个女性生命中那些无以言传也匆须言传的酸甜苦辣——就生命体验的丰富多样性而言,说这个时期的凌叔华像鲜花一样盛开一点也不为过。

 

 

殒落

生命的花在繁艳之后必然会慢慢进入一种殒落的状态,这殒落可能不是刹那间的随风而逝,但绝没有了鼎盛时期的激情、热烈与辉煌的意味。不管是出于凌叔华的本意,还是朱利安·贝尔的逃走,这场爱情都会在1937年划上句号,这一年,朱利安的生命在西班牙的战场上终止。但由于朱利安的介绍,凌叔华开始了与其姨妈——英国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通信。

凌叔华以往的小说中极少有自传的痕迹,但在这场恋情之后凌叔华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关于家族,关于童年。1938年春,她把这些回顾性的文字寄给了远在英国的伍尔夫,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文字有无意义,有何意义,但伍尔夫却给予这些文字极大的热情和肯定,她鼓励凌叔华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和身边的事物,并且说“Only works you can facethe war”⑧。就这样,在伍尔夫的影响与支持下,凌叔华在乱世之中用英文缓慢地叙写着她的自传式文本,正如伍尔夫所说,这可能是凌叔华面对战争和艰难时世唯一可以让自己的灵魂暂时平息下来的方式。最初几年的写作中,凌叔华每完成一篇都把它寄给伍尔夫,但1941年伍尔夫的去逝使得两个人的通信中断,已寄去的稿子也就没了下落。
1947年,在陈西滢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住代表一年后,凌叔华带女儿陈小滢赴法国与丈夫团聚。后来举家迁往英国伦敦。一个偶然的机会,凌叔华遭遇了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Sachvillt West),她与伍尔夫是好友,在听了凌叔华稿件事情的经过后,威斯特建议一起去伍尔夫的旧居中寻找,结果竟然非常幸运地拿到了凌叔华当年寄来的所有文稿。这样,在历时14年后的1953年,凌叔华的英文本《古韵》终于得以在英国面世。四十年后(1994年),《古韵》在大陆的汉译本才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是傅光明先生;又过了十年(2003年),傅光明校译整理出版了图文版的《古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10月版)。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英国,《古韵》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成为畅销书。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除了《古韵》的出版,凌叔华还举行过多次画展,反响也都不错。但文字与绘画的成就感并不能挽救一个渐近晚境的老人的思乡情怀,1960年起,她前后多次回到北京,流露出对故土的热恋。尤其是 1970年陈西滢因中风抢救无效而去逝后,凌叔华更是独自一人在异国漂零。她坚持把陈西滢安葬在无锡老家足可见她的归乡之情。

这种心境可以从一封写给冰心的信中看得更清楚些。19859月,冰心丈夫吴文藻先生辞世,凌叔华从英国写了一封信给冰心,在宽慰她的同时又描述了自己的心情:“写到这里,我真想立刻飞回北京,同你瞎聊一些往事,以解心头悲戚。现在已经十月了,还有十几日便可相见。希望我住到复兴路大楼七层后,可以多多相见。我在些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淡的时日!”⑩

叶落归根,晚年的凌叔华一次次飞回祖国,游历那些魂牵梦萦的景象。1986年,她跌坏了腰骨,又患上了乳腺癌,回家的历程变得异常艰辛。但是,1989年年末,凌叔华还是坚持坐着轮椅,在女儿陈小滢、女婿秦乃瑞的陪同下回到北京,住进了景山医院。1990年,在渡过了九十华诞之后,凌叔华躺在担架上,再次观看了美丽的白塔和她童年居住的史家胡同甲54号——那二十八间房子曾是她的嫁妆;522,凌叔华闭上了眼睛——这朵在深宅庭院之中绽放的奇葩终于安静地闭合枯萎,而她的周围,是社会各界和亲朋好友赠送的鲜花,那些玫瑰和白菊在她的身边雍容而灿烂地开放。

(原载《长城》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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